曲磊磊：1951年生，自幼学习传统中国书画，后自学西方艺术，1982～1985年任北京中央电视台美术设计，1986年进入伦敦中央美术学院，1989年后作为职业画家，在伦敦、巴黎、纽约、威尼斯等地举办多次个人展览，历任大英博物馆，维多利亚博物馆，牛津大学拉什金美术学院，英国皇家美术学院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，苏富比拍卖行，佳士得拍卖行等客座中国艺术讲师。1999年起，任英国中国画画家学会主席。2000年获英国政府颁发"教育奖".近年重要个展有：2005年"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史诗"个展，阿什莫利安博物馆，牛津；2007年，"笔墨光影"个展，蕾达。弗莱彻画廊，上海，等。其他职衔：英国中国画画家学会主席，南京书画院特聘画师兼艺术顾问。

　　曲磊磊我一直站在最原始的出发点上

　　采访：刘娟娟

　　采访曲磊磊的过程绝对"省事"，你会发现他早已做足一百二十分准备，几乎是自己按着事先收到的提纲自顾自"飞流直下三千尺".他喜欢引用中国古文来表辞达意，这源于他所受过的良好传统教育。他跌宕的人生经历，交织着1950年代人的群体记忆，亦是那一代人的典型个人命运。

　　回望星星时代，他表达得最多的便是，"我们评论艺术品的本身已经不太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现象已经发生了，把当时艺术被引导到的极端形式的链条打破了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当年星星点了一个火，到85的时候开始燎原……"如今成功跨越中西方艺术文化的他，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，是经过反反复复的坎坷，和艺术实践，才找到了人性价值，成为了一个完整的"人"――在中国的三十年的时间写了一个"撇"，在西方的二十来年中写了一个"捺".

　　 "一人之心，千万人之心也"

　　《生活》：你目前的艺术工作有哪些？

　　曲磊磊：现在国内外一些人筹备做2009年"星星三十年回顾展"，我跟黄锐他们商量了，计划做一个国际巡回展。我们希望展览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当年那些画，不管怎么划定，1979到1980，或1978到1984都可以算星星时期。第二部分是星星画会主要成员从1979年到2009年这三十年中的画。现在的策展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判断和追捧比较片面，都有意无意地把"星星"放一边了，主要宣传"85新潮"和"后89".整个西方艺术界和艺术市场，比较知道85以后，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开端并不了解，所以回到原来的出发点，认真探讨这段历史，也给星星应有的地位，这个意义特别大。

　　《生活》：在79年之前，你个人的绘画积累怎样？后来怎么认识其他成员？

　　曲磊磊：我从小就学传统中国画，虽然我这一代人主要受革命英雄主义教育长大，但走运的是，我在家庭学校也受到了相当的传统文化教育，古诗词、古文学、哲学、医学，书法……后来我发现中国画不足以表现生活中的感受，就一门心思地学西画，从欧洲古典主义一直到现代的抽象主义，通通都走了一遍，还认认真真到医科大学去学了人体解剖。我也曾经学过写诗，但后来发现我不会成为特别好的诗人，我就放弃了。

　　1977年左右，文革结束，我和几个朋友就酝酿着出刊物，商量得有点眉目的时候，听说有本书已经出来了。古文里不是说"一人之心，千万人之心也"，真正你想到的，正是千万人都在想的事，这本刊物叫《今天》，我们就到了《今天》编辑部，当时北岛、芒克、黄锐、江河、多多、顾城……后来在诗歌界比较有名的人，基本都是在这个圈子里。我给《今天》画了一些插图，每一期都贴在西单民主墙上，有时晚上就被人揭走了，然后再画再贴，甚至一张画画六七次，特别受欢迎。

　　当时黄锐任《今天》的美术总监，他和马德升、阿城已经在准备画展，后来加上我，我又推荐了王克平，以后逐渐又有薄云、严力、李爽，艾未未、毛栗子等。由于每次跟美协申请办展览都是令人失望的结果，大家决定就9月27号，在美术馆后面，画展的名字想了好多主意，后来王克平说，叫星星怎么样，大家都觉得，哎！不错！就定下来了。然后开始分工，筹钱买框子，租三轮车，做海报什么的。27号早晨画都被挂出来了，就整个很轰动。

　　两次星星美展的布展都是从我的画开始的，而且第一张画就是一个裸体飞在天上，黑白的画，表现生命对自由的追求，我现在还有当年的一些报纸，国外的报道，北京发生这么一个事，外国记者就都来了，就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艺术展，因为画展很快被封了，很快又发展为游行了，变成了一个事件，后来的报道就更多是针对这个事件了。

　　《生活》："星星"出现的偶然性或必然性是什么？

　　曲磊磊：实际上现代艺术，从徐悲鸿和刘海粟这代人已经致力于做了，由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等各种原因，这个路走得是相当艰难，后来赶上革命和战争，中国的现代艺术整个走上了歧途，变成了宣传的一部分，解释政策的东西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，要跟生产劳动相结合，特别是到文化革命中，把艺术推向了非常极端的教条主义和宣传方针的路子上去――就是我们一直在批判的西方的形式主义，其实我们是做了一种真正的形式主义，真正的千篇一律、千人一面，就把艺术走得非常偏了。当然就跟真正的"人"本身、人的生活、生存、生命状态，相去甚远。

　　所以我们当时是不约而同的、自发的，在偶然的命运驱使下走到一块儿。见面以后，发现你和我的东西，虽然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完全不一致，但内在的东西，对艺术的诉求和理解，艺术和生活的关系，是一致的。我觉得这倒对了，就像孔子讲的"君子和而不同".我们所谓挑战的那些东西，恰恰是"小人同而不和"，大家搞的东西全都一样，但互相斗得死去活来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星星是在那个时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现象，它也是一种必然。

　　文革后到80年这段时间，把它叫理想主义的一代，叫觉醒的一代，叫思索的一代，叫伤痕……不管怎么叫吧，这一段时间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是非常重要的，在文学上有比较著名的伤痕文学，有以《今天》为代表的朦胧诗和现代文学运动，摄影方面有"四月影会"，有人开始做现代音乐，美术界有上海的十二人画展，北京的无名画会，星星画会，油画研究会，同代人，等等，整个是很大的动荡思潮。

所有的经历都在引导你

　　《生活》：今天客观地看星星时代，它的粗糙和致命伤在哪里？

　　曲磊磊：当年的作品从艺术表现、艺术修养上，是比较幼稚，因为我们可以接触的国外信息非常少，是自己对生活的感悟，本身对艺术的理解。但不能否认，那种生动的、新鲜强大的生命力、对不公正的挑战，对自由的追求，对自我意识的诉求，都是中国人久违了的一些东西。当时全北京的人恨不得都来看展览。这些画跟当时的诗歌、文学结合起来，也有它很多的文学性、社会性和政治性在里面，所以在当时引起这么大的轰动。站在今天的角度，来讨论当年星星在艺术上的东西，其实意义并不太大，意义最大的是这个事件发生了，我们做了这件事，把艺术被引导到极端形式的链条打破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当年星星点了一个火，到85的时候开始燎原，当时叫星星也有这个意思。

　　《生活》：回忆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对你触动最大的具体事件或人物还有哪些？

　　曲磊磊：就我个人来讲，思想上的转变是从71年开始的，就是林彪事件。我参军就是林彪的部队，我父亲也属于林彪的系统，林彪在我们心目中都是很了不起的人，居然怎么发生这样的事，我才重新对所有的问题开始反思。那一年中国的经济也非常危难，开始跟美国改善关系，尼克松访华等，从那时看问题都有更深一层看法了，更深一层研究中国的问题，看很多很多书。之前的文革我也都经历了，上山下乡，后来当兵、当工人。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我触动最大的事，基本都发生在1976年，1976年在中国所发生的事可以把中国上下五千年方面面面的历史、文化、心理结构都融括进来，而且这是真正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年，太重要了。从周恩来去世，天安门悼念周恩来，天上降流星雨，朱德去世，唐山大地震，之后各派势力的焦灼状态，然后毛泽东去世，中国预言都说，天崩地裂要改朝换代，就在全国可能将有大乱的时候，突然间发生戏剧性的命运转折，把四人帮给抓起来，文化革命结束。这一年发生的事情真是太不得了了。恰恰在这一年，我因为电视台的工作，去了西藏、去了各种地方，接触了很多人，去了唐山大地震救灾现场，住在帐篷里，我第一批完全表现内心的画就像泉水一样，从笔尖流到笔记本上，这是我艺术生涯上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起点，我学这么多年画，始终想有一种方式像说话一样能把心里的话说出来，在那种状态下一下子出来，后来星星美展我展的好多都是那时期的画。

　　《生活》：你在国内的三十年，有着很丰富的人生经历……

　　曲磊磊： 现在有个英国作家在写我的传记，想探讨我大半生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，我跟她说，就是寻找人性之路，怎么把迷失了的人性通过一种反反复复、坎坷痛苦的经历找回来，再把它发扬，这是我整个生活和艺术的主线。我们这一代人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新中国，从小就是被有意识地塑造成某种类型的人，用西方的话说，就是干干净净被洗脑了，从小生在毛主席身边、世界革命的中心，是最幸福的一代人，今生所有的使命和任务就是要去解放全人类，毛主席一声号令，我们就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到上学时候提倡雷锋和王杰，整个个人的生命完全没有价值，最重要的是体现整体的价值、观念的价值，你是一个齿轮和螺丝钉，在革命的机器上，一辈子在那儿闪闪发光，这是我们年轻时候所接受的。当时为了一种正义和真理去献身是非常崇高的行为，这从现代文明的观念来看，是非常之可怕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把我们这一代人造成了一群兵马俑，气势宏大，浩浩荡荡，完全没有个性，活着为他战斗，死了跟他殉葬。这种东西我是经过长时间的磨难，经过运动中的那些痛苦回忆，各种各样的事，才慢慢悟出来的。

　　做知青到乡下去，现在有很多人回忆知青生活，我觉得我跟他们的感受都不一样，我上山下乡时是非常兴致勃勃，带着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。生活艰苦之极，那段回忆是特别宝贵的，当然也有很多疑问，很多苦恼。后来参军，正在我欣欣向荣的时候又一个打击，从北京公安局转来一份材料，说我在学校时反对中央文革、反对江青，在军队发展的路就堵死了。之后回到北京从头开始，当工人。这些阶段都一直在画画了。

　　我觉得在生活当中，不管是挫折也好顺利也好，你走的每一步都是非常宝贵的，所有这一切经历都把你引导到某一方向上去，有一条潜在的线在引导着你，重要的时候你自己能够看到这条线，而且能把握这个方向，那么生活就比较有意义，怕的就是自己看不到这个，而且迷失了，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，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，这是最可怕的。

　　"桔生于淮南则为桔，生于淮北则为枳"

　　《生活》：大多数星星成员后来在艺术成就上都不大，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？

　　曲磊磊：我对这个问题有点不同的看法，至少对我自己来说，我觉得成就很大，这就不客气地说了。就说成就的判断标准，以艺术界学术界的认可是一种，商业的认可、画的卖价是一种，对艺术品艺术价值本身的判断又是另一种标准，判断艺术成就不是太简单的事。

　　从79年以后，这三十年来，我有很大的成就。第一点，我是一个完整的"人"，我在中国的三十年的时间写了一个"撇"，在西方的二十来年中写了一个"捺"，我认识了我自己，找到了人性的价值，这是经过反反复复的坎坷，和艺术实践，才得到的东西，是非常重大的成就。

　　第二点，是人性的复归，我们迷失了的人性到底应该是什么样，我们的生存状态应该是什么状态，生命的价值在哪儿，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人性的尊严是什么。我这三十年来一直在坚持最开始到星星的初衷，站在最原始的出发点上，从这个出发点往前走。这个出发点也是星星画会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价值和精神遗产――回到艺术的本源。

　　第三点，在自我表现的形式中，艺术其实还是生命对自由和价值的追求。目前在英国的博物馆、大学、民间团体，任何一个机构如果谈中国艺术，不谈我的名字是不可能的。从学术上来讲，05年时，牛津的阿什莫利安博物馆给我做一个个展，专题是"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史诗"，英国的主要博物馆给在世的中国画家做个展，这个展览是第三个，第一个是上海画家朱屺瞻的百岁展，第二个是吴冠中的回顾展。这也是阿什莫利安博物馆1726年建馆以来第一次给在世画家做个展，据他们说是迄今为止办的最成功的展览之一，这就是学术上的最高肯定。从商业上来讲，我的画现在还没有像这些年炒"85新潮""后89"那种没有道理的天价，但是同代的画家应该算是不错的。现在威尼斯双年展、北京双年展也都邀请我，所以不能说没有成就。

　　《生活》：初到英国，生活是什么情况？怎么进入英国艺术界？

　　曲磊磊：我出国有两个原因，一是在国内当时很被动，二是我也想去看看世界。被动呢，星星美展还不是主要原因，最主要是我惹了一个大事，当时我在中央电视台做照明，审判魏京生的时候我录了音，后来单位重要的工作都没我的事了，我就打算辞职，另外， 1980年我还参加了一次中央美院的研究生考试，总分第四，但那年收七个研究生，就没有我。我妹妹当时在英国，就说要不让我先出国看看，我说也好，结果一看就看了这么长时间。

　　刚英国我什么都干的，因为我吃过苦。但当时我有个信念：老鹰有时可能比鸡飞得还低，但是鸡永远飞不到老鹰那么高，我可以什么都做，但是我不是只能做这些事。出来时候带了一卷画，有个美联社的记者朋友很喜欢，帮我办了一个展览，卖了几张，更重要在展览时认识了比较上层的一批人。一件事总能引导到另一件事，局面就逐步打开了。我也会在街上给人画像啊，我想也总能认识几个人吧，在饭馆洗盘子啊、烫衣服啊，也想办法学点资本主义的东西，买股票什么的，什么事都做过。

　　我后来发现英国有人特别热衷中国文化，愿意学中国传统画，这促使我又把中国传统的东西给捡起来了，中国有"为人师表，不能误人子弟"的职业道德，我又把中国的美术史从头理了一遍，几大领域、流派的各个代表人物，他们的主张、技法、特点，通通研究一遍。我在国内是一门心思地研究西方的东西，反而是到了国外以后又回过头来研究中国的东西，这种双向的逆反心理其实是非常有力的，有一个距离，就看得更清楚。我认真地教嘛，人家也认真地学，后来就越弄越大，越弄越好，英国现在有一个中国画家学会，一千多会员，我是名誉主席，我的学生画的东西，很多你看不出来是外国人画的。现在这个学会走到哪儿到处都有我的学生，有点桃李满天下的感觉。2000年政府给了我一个教育奖，千禧年得这个奖，是唯一的外国人传播外国文化的，所以这样就在学术上有了地位。其实最开始是为了赚钱吃饭，后来就做成传播中国文化了，这样说的话就责任重大了，不能误导，真得把传统给人讲清楚，谈到历史、哲学，谈到那些非常深奥的东西，就一步一步做起来了。

　　在这同时，我照样做我的现代艺术，在经济上、语言上各方面都没有问题了。到一个地方要进入它主流社会，我的接触范围也很广，从首相到银行家，一直到街上的乞丐，通通都有朋友，艺术家的地位就特别容易交朋友，就逐渐就扩展了局面，进入这种文化了。

　　《生活》：中西方两种文化的跨越，如何影响你在艺术上的转变？

　　曲磊磊：不同文化之间的结合，有很多是成功的，也有很多是失败的，这就涉及到你到底处在什么位置上，到底要什么，怎么解决这些问题。英文说"neither this nor that"，有些不成功的问题就出在这儿，夹在两种文化之间，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，在英国进入不了主流社会，对英国文化了解不深，远离中国，又对中国文化知之甚浅，两边够不着。另一种情况是"either this or that"，要么是这个要么是那个，我认识很多人，就干脆切断跟中国的联系，中国话也很少说，他可以生活得很自在，完全进入这个社会；有一些呢不行，在这儿怎么也融不了，最后就回到中国了，这种也好，他至少能够上一头。我所追求的状态是"both this and that"，既是这个也是那个，能够驾驭两种文化，不是被挤在中间。现在我回到中国有一种归属感，根在这儿，朋友也很多，非常愉快，回到英国同样也有归属感，我的家也在这儿，我也进入这个社会，所以这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。

　　艺术跟生活同样的道理，有些人现在就是跟中国传统一点关系没有，完全跟着西方的潮流走，也走得很成功；还有些完全排斥西方的，国粹派的一大批人，按照中国传统路子；也有的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，干脆就大拼盘，这个弄点那个弄点，像把大字报和可口可乐一凑，我觉得很肤浅，当然他也可以在商业上很成功。传统和现代，东方和西方，是我们大家不断在讨论的问题，我觉得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讲，这不是问题，你把你心里的东西真正地弄清楚，真诚地，用你全部的本事、最好的办法表现出来就可以了，最后出来的东西肯定既是这个也是那个。因为作为人，我们肯定是生活在传统和现代、东方和西方之间，石涛说"笔墨当随时代"，你自己的笔墨属于你自己的，把你自己的东西表现出来，那一定是属于时代的。

　　比如说我画了一批水墨的英国风光，卖得很好，查尔斯王子也收藏，英国的云天、教堂啊，非常漂亮，很适合用水墨画，但视觉上全然不是原来的中国山水画，"桔生于淮南则为桔，生于淮北则为枳"，水土不同了，你看到的东西，表现的东西也都不同了。还画了一批英国人生活的，平常看到的酒吧间、花园、乞丐、大老板……都是水墨画，我题上诗，特别受欢迎。这是一种桥梁，他们本来对中国水墨画很不容易理解，但是画了他们的生活，他们很熟悉，然后提上诗，英国人又讲究那种幽默感，一下子他们就都懂了，这也是我尝试的一部分。

　　1989年，我突然变得清醒了，在国内三十年的生活、文化、民族、历史都觉得很清楚了，意识到了我应该做个什么画家，就回到了原来搞星星的出发点，当初是自发的、朦胧的追求，到89年就成熟了。我做了一系列直接相关生活主题的画，我把它叫做《梦中的太阳》，或是《我的半生》，都完全没有商业和展览目的，纯粹为自己做，就特别开心，想怎么弄就怎么弄，把绘画、书法、题辞、拼贴……我所有的本领全都用上。但后来佳士得拿去拍卖，比我平常卖的画高十倍都不止。

　　到了95年左右，我就想做寻找人类共性的东西，即将结束的一个世纪，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迅速的世纪，同时也是最血腥、最悲哀的世纪，跨越种族、文化、信仰，人的情绪其实是一致的。我不喜欢小里小气、歪风邪气的东西，我喜欢追求正气，画了一系列画，所有的感觉都通过不同的手的形象去表达，形式感基本跟《我的半生》差不多，但是又往前走了一点，表现情绪的主题绘画都比较大，还是用水墨，但造型都是西方的，雕塑式的光影手法，主题我叫做《此时此地，面对新世纪》，99年威尼斯双年展展了，英国一个画廊也展了。

　　新世纪开始后，我的创作又从共性回到个性，倾心地投向生活中的普通人，有教师，农民，外交家，诗人，家庭主妇，失业者，乞丐，战争的幸存者，等等，主题叫《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史诗》，通过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探讨，去揭示人性的普世价值，这个主题展出后，在英国学术界和大众中都得到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认可。

　　最近我又开始走新的一步，想作美学上的，唯美主义的探讨，叫做《笔墨光影》，我画了一批人体，同样还是水墨、宣纸，造型方法是西方古典主义的。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是，水墨如果解决光和影的问题，光和影在中国艺术史上完全是一个禁区，阴影好像是比较贬意的东西，但光影在西方艺术上恰恰是最核心的东西。同时其他的项目也在继续，人的生命价值的东西也还在继续在画。说到底，不管我画什么，画的还是我自己，我对人性、生命的尊重和理解。

　　《生活》：现在和当年的星星成员再相聚，觉得大家有何改变？

　　曲磊磊：我们现在都是老朋友，当时等于是共过患难，后来大家走的路子都不一样了，有的去弄房地产，做什么的都有，艺术家们的路子也都不一样了。就是说，星星画会作为一个实体已经不存在了，星星该做的基本做完了，所要起的作用那时也已经完成了。星星十年展在香港时，外界褒贬不一，我们当时很冷静，咱们该做的事早就做完了，现在聚在一块，还记得这个事，还有回顾，有感情，但今后全靠大家自己。二十年展在东京时，情况就好一些了，大家都有一些新作。现在三十年展，我更希望能看到这三十年的发展，每个人星星之后的路怎么走的，你现在走到哪儿了。如果你现在今后做得好，星星无疑是光荣历史，如果不好，那星星仅仅是一段历史而已，因为当代艺术已经走得很远了。 当然，对于任何一段时间的历史，它要有一段时间的筛选，所以现在谈什么好什么坏，还为时过早，对于画家自己，还是怎么把东西做好，而且在现在这种物欲横流的商品大潮下，怎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把握明确的方向，能够安于寂寞，甘于清贫，乐于默默的，长时间的画室工作，把一件艺术品做好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。